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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勃鲁埃：玻利维亚，1952年4月9日：被遗忘的“二月革命”？

Wed, 15 Aug 2007 08:37:16 GMT

该死的！等了那么多天，终于可以更新了，“金盾”够强。

这篇关于玻利维亚革命中理论问题的介绍是由约翰·阿彻翻译自《国际主义真理论坛报》1983年4月第13期的一篇文章，作者和译者都同意转载这篇文章。

大家现在可以买到越来越多关于玻利维亚的历史的介绍了。有关这个国家革命历史介绍大致有：彼得·弗莱《街头的冲突》（1987年，伦敦）第42——51页内容，詹姆斯·马洛伊《未完成的革命》（1970年匹兹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到了马洛夫和甘斯布以及革命工人党的起源（第95——97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革命工人党（第144——145页）、《普拉卡约宣言》（第146——147页）、40年代的时候该党在科恰班巴农民中的影响力（第200，201，207页）以及《玻利维亚劳工运动中心成立宣言》（第224——225页）。

更详细的描述有《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和《托洛茨基主义和玻利维亚民族革命》，这两篇文章分别是罗伯特·杰·亚历山大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中第6章和第7章的内容（第111——156页），1973年由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下属的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大曾经一度是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请参看约翰·汉森的《南美托洛茨基主义》，《洲际评论》杂志第5卷，第32期，1973年11月5日出版），他同时还写了一部著作评价1952年的事件，《玻利维亚民族革命》（新不伦瑞克，拉特格斯出版社，1958年出版）。

对于整个革命进程的研究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小册子是詹姆斯·敦克莱斯的《天生的反叛者》（伦敦，1984年出版），其中第二章的《民族革命》富有写实性，他还写了一本《玻利维亚之旅札记（1981年6月——10月）》，目前唯一能看到的手稿由迈克·琼斯是由在“社会主义者讲坛”文库上发布的，他另一部更详细的作品是与罗兰多·莫拉莱斯合著的《玻利维亚危机》（《新左派评论》，1986年1——2月第155期的第86——106页）。

《革命工人党和玻利维亚矿业无产者》（《托洛茨基主义国际》1988年夏天出版的第1期中的第32——43页）给予了主要政治问题以最大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提到了《普拉卡约宣言》。《玻利维亚——1952：革命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不断革命》杂志1984年夏天出版的第2期中的第27——38页）中有两篇文章：罗伯托·格拉玛的《捍卫革命工人党》（迈克·琼斯译）以及史都华·金的《给格拉玛的答复》，这类文章的风格与《革命工人党和玻利维亚矿业无产者》相似。

勃鲁埃的文章：

二十世纪中期的玻利维亚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国家，它为惊人的贫困所困扰，国家机关用可怕的暴政维持着统治。

这个国家里有80%的印第安人只会说他们的母语（印地语——译者注），而这些人中有90%的人是文盲。20万衣衫褴褛的矿业无产者在湿度95%的地底下作业，他们辛辛苦苦的劳作占到了这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90%。矿工中50%的人患有梅毒，60%的人有肺结核病。在1950年的时候，占这个国家总人口8%的地主中的个人占地却不下500公顷甚至上千上万公顷的土地，地主们掌握着这个国家95%的可耕种土地。¹

权贵们，也就是那些大地主，每个礼拜里面总会有几天——驱使佃农为他们无偿劳动²，为了利益最大化，这帮贪婪的家伙认为这么干是理所当然的。说得客气一点，玻利维亚200万农民生活在那个有金钱流通的经济体制之外。

一旦来到地下矿井里，大多数矿工就还只能活十年光景了。他们不但要拿微薄的工资去养活家人，而且为了能使自己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存活下去，他们要买酒精和古柯药（一种毒品——译者注）来麻痹自己。他们在公司的商品里买下这些物品，在那茫茫的高原之上，矿业无产者们大多死于肺结核、石末沉着病（因吸入硅尘引起的疾病, 如在煤矿中——译者注）、精疲力竭或者毒品剂量过渡。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养活了霍奇斯柴德、阿拉马约、帕蒂尼奥三个大老板公司里的股东。³

大老板帕蒂尼奥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经营锡矿的他握有玻利维亚47%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曾经送给过玛格丽特公主（就是几年前翘辫子的那个——译者注）一件价值50000美元的皮大衣。这些地主资本家、买卖印第安奴隶的商人被人称作“洛斯卡”，他们把赤贫的农民逼到社会的边缘，这些陷入绝境的人源源不断加入劳动大军，权贵老爷因而能驱使他们为所欲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资产阶级如统治者们期望的那样，十分温顺，因而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能够高枕无忧。所谓的“拥有政治权利”的15万群众行使着他们模糊的选举权，寡头们因而很容易就能蒙骗他们。

4月9日革命

警察头子——安东尼奥·塞勒姆将军和军队的指挥官——文博托·托雷斯·奥蒂斯将军在1952年4月8日准备派军队进驻首都。他们宣称左翼准备发动叛乱。将军们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拉丁美洲很普遍，自己的命令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事与愿违的是，军队的调动引发了革命。将军们没有想到工人们居然在4月8日开始进行示威游行。工人们于那些被认为会忠诚的士兵结成了略显仓促的同盟。无产阶级控制了军队，并于4月9日发动了对军事和公安设施的攻击。当群众走上街头的时候，军队崩溃了，拉巴斯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工人阶级的街垒。

4月9日的时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简称“民革运”）的领导层宣布拥戴流亡的帕斯·埃斯登索罗⁴组织新政府。武装起来的工人要求新政府的部长里必须有三位他们选出来的代表。曾经的锡矿王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今天，我们把这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称为“4月9日革命”。

在自己1963年发表的一篇分析1952年革命的作品中，革命工人党的领袖吉列尔莫·洛拉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的差异，4月9日事件可以被认为是玻利维亚的‘二月革命’。这两场革命共同的特点在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代表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却掌握了政权。从某种程度上，玻利维亚的小资产阶级扮演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角色。我们的十月革命到今天依然遥遥无期。我们面对局势手足无措。我们曾经认为革命运动的退潮是短暂的，却不曾猜中会是这样的结局。”

凯瑟琳·凯斯内和弗朗索瓦·凯斯内在两人为洛拉作品的法文译本写的序言中是这样评价1952年革命的：

“四月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群众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最前沿，他们怀着满腔的仇恨，一定要推翻‘洛斯卡’政权的统治。革命工人党站在起义的群众这边。农村里的地主制度被摧毁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面临新的挑战，革命好像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1952年四月革命掀开了玻利维亚阶级斗争历史上新的一页。从这个方面来说，四月革命就像1917年的二月革命，尽管玻利维亚的普罗大众直到今天还没有迎来自己的‘十月’。”

今年是四月革命35周年纪念，之前我曾在《工人消息》上发表了一篇叫《二月的矛盾（1917）》的文章，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二月革命”会爆发，而它所预兆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还遥遥无期呢？

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从20年代起持续恶化。锡价狂跌，农业停滞，而小资产阶级觉得无望成为上等人。一部分小资对“洛斯卡”政权是死心塌地的，而小资产阶级中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群体，开始从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吸取养料。于是，工人运动在这个国家里诞生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形势进展加速了政治立场的分化，并最终导致了1952年的爆发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出现。

冲突各派

玻利维亚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在1926年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组织了玻利维亚工会联合会，并同斯大林在墨西哥的代理人——伦巴多·托莱达诺⁵建立起了联系。1940年，玻利维亚的斯大林分子成立了革命左派党。从1941年起，革命左派党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口号，苏联的官僚集团要自己海外的支持者结成各种同盟来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在反动政府里派驻自己的代表，就像自己在古巴的兄弟党支持了巴蒂斯塔政府一样。与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联合，使革命左派党许多原来的支持者离它而去，民族主义运动因而最终获利。

“民革运”成立于1941年。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爱国的、赞成社会主义的、为玻利维亚独立而奋斗的政党。科罗内·比利亚罗埃尔政府是军事政变的产物，“民革运”在这其中首次参加政府工作，这个联合政府进行了有限的改良，在这其中，出现了国家支持的农会，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也在那个时候诞生，工人们在那里开始组织起来。

“民革运”剽窃了革命左派党经典的斯大林主义战略，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恼羞成怒的后者转而去支持“洛斯卡”对付民族主义者，美其名曰“反法西斯”。

然而，锡矿工人从“民革运”下属的工会中摆脱了出来。40年代的时候，一些工人运动的激进分子发起成了革命工人党，这些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在智利和阿根廷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着手主建了第四国际玻利维亚支部。从那时起，这个党逐渐开始在矿工中获得支持。

托洛茨基主义者起草了著名的《普拉卡约宣言》，这项声明在1946年11月召开的矿工联大会上被通过，宣言主张矿山国有化、土地改革和普选，“民革运”支持这几项措施。

在1947年的时候，矿工联议会党团已经在众议院里有4个席位了⁶，洛拉是他们当中的一位，2名参议员里有著名的莱钦。这位隐藏的“民革运”代理人利用革命工人党的政治声望成为了工会的领导，并在后来成立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中担任了头头。

在4月9日街头革命胜利之后的第11天，劳工中心宣告成立。这个组织在当时是由当时革命工人党内的马吉尔·阿兰迪亚·潘托亚提议成立的。它是当时玻利维亚国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它带有浓厚的“苏维埃”痕迹，具有双重权力的性质。

革命左派党已经名誉扫地，“民革运”在慌乱之中拾起革命工人党的口号来控制运动，而与此同时，革命工人党的影响力也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高涨。4月8日的事件是将军们的一场闹剧，却打开了浩浩荡荡群众起义的闸门，革命由此爆发。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没有一个反革命政党有能力起到制动阀的作用，而革命工人党在这个转折点上也必须对革命的形势作出判断。

结束了流亡生涯的帕斯·埃斯登索罗在归国的时候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普罗大众要求矿山国有化、剥夺地主。而埃斯登索罗对于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他在酝酿对工农的反击。

“民革运”反戈一击

关于革命，尤其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有这样一条理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群众将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并提出掌权的要求；而哪个政党对群众的影响最大，哪个政党就将最终获得胜利。

尽管革命工人党是一个靠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派，尽管它在矿业区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1952年四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很弱小的党，尤其缺乏物质上的各种资源。而“民革运”却是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它得到所有社会先进阶层的支持，人民视“民革运”为自己利益的捍卫者，它伪装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很多群众都认为“民革运”是“我们的党”。

革命工人党并没有看清局势。在它的领导层中，也对以莱钦为代表的“民革运”左翼抱有幻想，而事实上这些左翼民族主义者只是资产阶级在那边的“障眼法”罢了。革命工人党并没有提出“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的口号。它跟在莱钦后面亦步亦趋，不断重复着“掌权”的陈腔滥调，政府已经系统地将劳工中心排挤了出去，眼睁睁看着双重权力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而劳工中心自身的官僚化趋势也不可避免了。

革命工人党中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一直在散布这样一种主张，群众将在既定组织的框架内掌权，再说得明白点，要在“民革运”左翼的领导下有所作为。

革命工人党内的危机为“民革运”的反击大开方便之门。十月锡矿国有化之后，农民阶层离开了运动，客观上为“民革运”起到了“制动阀”的作用。锡矿国有化是有补偿的，因而私人资本有可能卷土重来，首次实行混合管理之后，国营矿业公司出现了大面积的工会领导层面的腐败，这就是国家和企业家“分享所有权”之类的托词导致的后果。

革命的退潮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它只能在未来几年里的过程中积蓄自己的力量了。无产阶级在短暂的胜利之后分裂了，农民运动最终所取得的成果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内的小农经济罢了。

三十一年过去了，玻利维亚的十月依然遥遥无期。尽管如此，4月9日的革命还是唤醒了玻利维亚和拉丁美洲工农的阶级觉悟，至今依然鲜活。在雷吉斯 ·德布雷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代，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者与玻利维亚那些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革命工人党早已分崩离析——成为历史，工农的斗争之路却依然还很漫长，他们的斗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1971年的议会选举中，普罗大众的怒火喷涌而出，不光彩的贩毒将军们的政府一击而溃，帕斯·埃斯登索罗的助手西莱斯·苏阿索成为了总统。这条路还很长很长。

我们必须清醒：如同1952年玻利维亚的二月革命之后所遭受的挫败一样，第四国际同样因为其内部的问题要为1971年的失败负责。⁸不仅玻利维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革命的第四国际，都应该痛定思痛：如何从“二月”走向“十月”？正因为玻利维亚已经经历了那场被遗忘的“二月革命”，我们才认为“国际”应该好考考虑这个问题了：它的“十月”到底在哪里？

注解：

1 玻利维亚的土地分配十分不公平。在1950年的时候，615名地主每人有超过10000公顷的土地，占该国可耕地的49．6%，而其他51198名农民平均耕地数目不超过0.5公顷，只占总耕地面积的0.23%。土地中间有1.9%的土地是开垦过度的。大地主需要的只是自己10000公顷土地中的3%，而确实54.2%的大地主也只开发了自己土地上3%的耕地。（H·S·克莱恩《革命的序曲》，J·M马洛伊、R·S·索恩《期待革命：1952年后的玻利维亚》（匹兹堡，1971年出版，第42页）

2 大庄园主：这是从西班牙语“gamonito”派生出来的一个单词，它表征一种寄生的植物，它钻入树根下面，靠吸食树夜维生。在玻利维亚，它指的是富裕的食利者阶层，他们靠农民的无偿免费劳动生活。佃农：他们主要是一群没有土地的农民，通过为地主在他们广阔的耕地里劳动，来换取在一些土地上种自己作物的权利。

3 玻利维亚锡矿开采地——卡塔维的采集量（锡在采集矿石中占的比重——译者注）从1925年的6.65%降到了1950年1.28%，并在这之后持续下降。尽管工人们必须努力工作以开采等量的锡，玻利维亚进口的机器的采集量却达到了3.3%。（见J·M马洛伊、R·S·索恩《期待革命：1952年后的玻利维亚》中索恩所写的《经济发展》）

4 在帕斯·埃斯登索罗从阿根廷回来之前，西莱斯·苏阿索一直领导“民革运”政府，之后，他担任了副总统。

5 维森特·伦巴多·托莱达诺（1894——1968）是墨西哥斯大林主义的领袖及工会领导人，他积极地参加了对托洛茨基的诽谤。

6 洛拉说矿工联议会党团一共有7个参议员席位和2个众议院席位。（吉列尔莫·洛拉《玻利维亚工人运动史（1848——1971）》（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的第253页）

7 参考雷吉斯 ·德布雷的《革命中的革命？》（哈蒙德沃斯出版社1968年出版）

8 1970年10月，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阿尔巴拉辛、古查拉、萨托利将军组织的新政府很快又被胡安·何塞·托雷斯所代表资产阶级激进派所取代。大规模的总罢工推翻了军政府，斯大林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这些大党派，却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给予托雷斯政府以支持，并接受了托雷斯的邀请参加了政府。右翼在1971年1月发动了旨在推翻托雷斯的政变，遭遇到了群众激烈的抵抗，4月19日，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的军队打退了拉巴斯的工人和学生英勇的反抗，右翼军事政变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在这之前，革命工人党并没有有力地去批判斯大林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对托雷斯的幻想。

陈泰：阶级战争前夜的思考：漫谈王斌余杀人事件

Sat, 28 Jul 2007 13:50:40 GMT

　　两年前的文章了。有产国家的法律实质是什么，希望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能有所感悟。

王斌余：28岁，家住甘肃省甘谷县，多年在外打工（三轮车夫、建筑工人），当过民工「班长」[1]。因家里有事与健康原因，今年4月小王辞工却迟迟领不到欠薪。2005年5月11日夜，再次讨薪时，狂怒的王斌余出刀杀死工地「领工」吴华及家人多名（总计四死一伤），随即投案。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斌余死刑。
　　就事论事地说，小王的杀人经过或许尚存隐情；「班长」与「领工」两年多的纠葛恩怨，或许比外人想象得更复杂。但此时此地，探讨直接涉案细节已无实质意义——普遍的阶级压迫与官民矛盾，让无产大众的社会仇恨越积越高，稍有机会便于互联网（主要的民间时政议事堂）上四处迸溅；在无数网民心中，这位普通工人的劫难、悲伤、怒火与手起刀落，统统沾有政治控诉与阶级复仇的意味（「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2]）。
　　与刘涌案、宝马案相比，主流学界的调子有所变化——部分自由派耐心重复着「王斌余是被50年代以后伸出的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地」[3]（原《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等等反共八股；更多有产幕僚预感风暴将至，敦促上层（从官僚资本到民间商界）有所作为。一年来，崇毛自强派也好，宪政鼓吹者也好，纷纷鸣笛警告执政当局「通过压制性措施获得的社会稳定并不等于社会和谐」[4]（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不可一味「企图以种种强制性的手段压制群众对本身权益的追求。这种强行压制将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内部冲突」[5]（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王案曝光后，谋士们更加热心劝谏大小老板「自己活得更好不能以别人的‘活不下去’为代价，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6]（《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替劳资合作煽风造势。
　　就这样，深刻的阶级对立、改良主义兴起、互联网的相对言论自由等等因素相互作用，使一起刑事案风云际会地演变为社会-政治风向标，王斌余则充当了工农苦痛的临时化身。

「我只想老老实实打工挣钱，为何就那么难？」（王斌余）[7]

　　复辟十余年后，政商精英拉长脸招认「改革严重地损害了原来的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群众的利益，他们已成为改革的阻力」[8]（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林凌）。干巴巴几句官话，饱蘸多少血泪？打工十年的王斌余，即为穷人挣扎求生的范例。
　　与亿万阶级兄弟相仿，小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9]；却身陷苦海——待遇低下（「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10]「饭菜都是冰凉的，吃都吃不下去」[11]）；工时极长（「只要天亮着就干活」[12]）；充满危险（「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13]）而又毫无尊严（大小工头「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14]）。为了卑微的温饱梦（「我们只是想挣点钱，能吃个饱饭」[15]），王斌余忍了又忍；磕磕碰碰地走过青春，他竭力适应社会，时不时买张彩票撞运气（「每次都希望自己中大奖，这样就可改变家里的状况」[16]）。
　　年复一年，希望全打了水漂；低薪（王斌余十年仅赚到三万块）与拖欠（截止2005年1月，全国建筑工人欠薪累计约700亿元）像两根糙绳，勒得人发狂。2005年以来，仅（小王所在的）石嘴山市惠农区各工地便有9人死于讨薪纠纷；心越来越冷，忍耐似乎到了尽头。

「有钱的人欺侮我们，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17]（王斌余）

　　中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初步撕掉了有产者及文化狗腿的画皮。数年前，自由派作家刘晓波跺脚长叹「唯一能够动员经济精英向当局施压的改革措施，也只有与其利害攸关私有产权的入宪……但他们决不会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18]，至于「有影响的文化名流，同样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19]。数年后，私人资本仍晃着膀子向官僚资本争权要利，一干枪手挽起袖口指指点点——「怎么看待改制当中的不公？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真正垄断的国有企业不改制，不想改。今年中石油、中石化（的利润）分别超过了1500亿元……这才是改制当中最大的不公」[20]（《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此时，大江南北千百个工棚、车间与工地里怒火渐旺。
　　整个九十年代，自由派学界一直挺着肥厚的下巴教导大众「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所以，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参与这种交换的商人」[21]（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刘军宁）。「商人」王斌余不懂这些「普世理念」，却火烧火燎地觉察自己「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22]，前途暗如死灰。随着资产阶级的大体形成，个体商业冒险的黄金期已过；至于工人，他们「想发生（向上的）变化已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23]（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官方统计表明「劳资关系失衡的情况越来越尖锐。1993~2002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年均增长36.3％，涉及人员年均增长41.3％，非国有部门是重灾区」[24]（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各级官员常常「在某种程度上与雇主达成妥协或合谋，劳工利益则成为被牺牲的一方」[25]，无数矿难就是有力证明。
　　2004年4月， 16岁东莞女工陈锁参加反低薪罢工后被捕入狱；也许，宁夏工地上的小王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与陈锁同样痛感「出来挣钱这个坑那个坑，活着真没意思！」[26]。终于有一天，讨薪讨到几顿臭骂后，王斌余拿起了刀。
　　对极端压迫激起的类似行为，部分自由派维权分子并未撇清关系，反而表示这种「人类求生的本能，是自然界生物生存的本能」[27]（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值得同情；自强派则埋怨资产阶级「一味的强调效率优先，最后的结果是损害了效率，现在到了只有公平才能效率的地步了」[28]（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教授）。「同情」也好「公平」也罢，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劳资和谐，「在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29]（孙立平），即防止日常贫富矛盾上升为无产者的自觉斗争。
　　上述阶级调和的设想（比如行业性工资集体谈判制）初步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与鼓励；顽固多年后，后者发觉对付臭苦力也得软硬兼施，「只要工会能给他点温暖，只要工会能主动替他代言，为他维权，悲剧就不会发生」[30]（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复辟后，一直吃冷馍、坐硬板凳的改良主义，似乎熬到了出头的一天。

　　从自由派到自强派：改良主义大合唱渐入主流

　　从二七罢工中的京汉铁路股东到21世纪初的珠三角众老板，中外有产者往往认定劳资纠纷无关剥削，而源自「煽动分子」的蛊惑——「有些人故意夸大贫富差距，他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主要是心态不好，一旦误导为仇富，后果严重」[31]（物美集团董事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张文中）。面对颟顸犯浑的老板，幕僚们只好耐着性子指出「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32]（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已接近资逼民反的地步；极端市场派的某些狂人也透过牙缝表态「从现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来看，‘市场化’、‘改革’这两个词，已经具有了负面含义」（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而「这种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33]，秋风很不情愿地低下了头。
　　种种迹象说明，有限改良缓解劳资矛盾的思路，已在主流学界取得原则共识；多年水火不容后，政商精英的军师们（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工会」流亡者）终于为了剥削秩序的锦绣前程走到一起。尽管旗帜杂异，大家对劳资合作的必要性毫无分歧——各有产集团代言人都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有效的，以利益各方集体谈判为主，以法庭裁决为最后防线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公正保障的机制」[34]（《中国劳工通讯》），以此「实现两大对垒阶层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保障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35]（崇毛派国家主义喉舌「老田」）；谋士团深知阶级平衡的要害在于「将工人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引向理性的、有组织的、建设性的轨道」[36]（左大培），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常「工人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和代表，他们就会及时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激烈的抗争行为就可能避免」[37]（《中国劳工通讯》），社会革命的潜力就可能被抑制。
　　综上所述，改良主义体现为（从精神到组织）全面驯服工农，使后者「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利益冲突」[38]（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且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打断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39]（左大培）。一句话，劳资合作的目标在于资本暴政的延续。

自上而下的改良：统治者的具体利益动机

　　世人皆知大陆当局长期奉行政治高压的国策，认为「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40]（邓小平）；国家机器视独立工运或政治社团为洪水猛兽，对社会改良运动也心存戒备。到底是哪些利益动机，让北京终于有所松动？
　　首先：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以保持、强化自身经济后劲。说白了，还是利字当头。一百年前，孙文断言中国社会由「大贫」（工农）与「小贫」（本土工商界）组成，老板只比工人略有宽裕，谈不上谁剥削谁；「中山先生」的诡辩，道尽民族资本心声。一百年后，这块土地再度「成为外国投资者的天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巨大，质优价廉」[41]（商务部长薄熙来），并「事实上承担了（全球）中低端产品的生产」[42]；本土老板与民国先辈一个德行，既委屈自比「国际民工」[43]（「出口约八亿件衬衫才抵一架空客380」[44]），同时牲口般使唤工人但求多榨几两油。
　　血汗工厂虽为中资争抢海外市场立下功劳，可缺陷也极明显——「以压低劳动力价格、无限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来进行原始积累，很快就会出现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45]（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容）。诸多血汗工厂后遗症（比如国内市场狭小与劳动力素质恶化）迟滞着本土产业的升级换代；除了低薪与拖欠，民族经济的另一痼疾是极度忽略职业安全（「全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46]），使得「健康不安全不仅成为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47]（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对优质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与使用冲击严重。上述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的现实，最终引起统治者的疑虑——「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48]（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难以为继。
　　其次：各个资本集团的明争暗斗，使上层忙于内部利益再分配的当口，更有必要拉拢下层并驾御现实与潜在的工农运动，让后者「为我所用」。这些年来，私人资本在国家机器恩准下大肆掠夺国有资产，羽翼初丰后便盘算着与军政官僚分庭抗礼；一位官家谋臣精炼地描绘了这部「海盗联盟盛衰史」——「西方当年是抢外国，我们是自己抢自己，城市抢乡村，有权者抢无权者。公共资源抢完了，现在已经进入精英联盟开始破裂的时候」[49]（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私人资本巴望着继续掏空国有资产（土地、运输业与军工），国家机器却开始向新富们催饷，让后者替多桩「国之大事」（从消弭国内社会危机到应对国际战争）的开销分忧；用自强派学者王小东的话说，「（如今）政治精英要从经济精英手里往回拿钱了」[50]。
　　毫不奇怪，朝廷派下来的税单越发激起民间商界「纳税就有政治发言权」的呼声。与后者难分彼此的自由派学界，既以宪政要求支援私人资本，又掌握着维权运动的多数资源，有计划地在基层争取民心，几年下来似乎占了先手（最新例证：广东番禺太石村村主任改选风波），最终引起当局的不安。不过，部分工农对「中央」仍有一线期望，认为「（国家）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51]（王斌余），给官僚资本的调和「新政」预留了不小的机动空间。
　　最后，中华资本主义打算借助上层改良，建立有产统治的精神合法性，填补复辟后的政治文化空白。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运理论家卢卡奇曾发现「日常生活中无产大众视（资产阶级法律）秩序为自然存在或生存的客观环境，并主动服从它」[52]；只有工人革命时期，类似的思想奴役才普遍动摇。对文化统治的不可或缺性，京沪富豪的学界打手们心里有数——「企业家怎么办，要实现长治久安，要用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来改造这个社会，他就必须要进行精神建设」[53]（杨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除了有赖所有人、尤其是统治者和执行者的意志和理性，也需要社会广泛的民意和人情的配合」[54]（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两相对比，中国的司法显然缺少民意基础——抛开执法腐败不谈，法律体系本身也属于「各特权利益部门之间利益平衡的产物」[55]（杨鹏），有待修正。
　　王斌余案让政商精英紧张的地方，在于「这个案件本身从法律上说，是没有悬念的」[56]（陈兴良），中规中矩的死刑判决却招来漫天怒骂；背后隐藏的，是几乎整个社会（无论资本家、职员阶层或工农）对国家机器强烈的隔阂与敌视情绪。本案发生前，司法界头面人物已经看到「（法庭）判决必须能够被当事人和公众所尊重和信赖，否则，不仅不会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爆发点」[57]（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南英）；说白了，「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58]（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却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当然，敌视具体的官员部门不等于看清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本质。总体来讲，饱受欺凌的劳苦大众——比如王斌余之父王立定——仍恪守敬畏律法的服从观念（「我不识字，可我知道（犯罪）应该按国法处理」[59]），让高官富贾暗自庆幸。与此同时，不少干练的朝野有产者已「告别对于市场制度的迷信，正在变得谦卑，开始考虑发展无形领域，以形成对市场经济的有效支撑」[60]（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长赵晓）。「无形领域」里的官家与民间商界既有通力合作共保有产江山的一面，也是互挖民意墙角的竞争对手。与气势逼人的自由派维权运动相比，国家资本经验少手法旧起步也晚，且惰性十足。诸如「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利益关系的调整」[61]（中宣部长刘云山）的官腔说教，简直人见人厌；对具体老板的抵制与敌视，国家机器也难以把握尺度，常发出「我们是想来帮忙，但是企业认为你是在添乱」[62]（共青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周扬帆）一类哀鸣。
　　那么，上层改良的胜算能有多少呢？

上层改良的前途

　　不久前，一位流亡工运活动家敦促中央政府早下决心，尽快「使自己成为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协商规则的制定者」[63]（蔡崇国）；为此，必须使工会摆脱行政部门的三流附庸地位[64]，进入利益游说团体的新角色。其实，官方工会也酝酿了不少改良措施[65]，计划「把工会干部培养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协调劳动关系专家」[66]（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宝树）。2004年初，全总命令下属组织全力发展流动工人入会，「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67]。一年后，全总外来工会员达3500万人[68]（另说1100万人[69]），仅广东一省便有600万之多。
　　然而，衙门恶习与当局对（即使是最温和的）基层工人倡议的恐惧，决定了全总忙乎半天只抱回一堆纸面灿烂的假业绩；它几乎总是「离开工人让私营企业老板去成立工会，由老板再指派人去从事工会工作」[70]（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效果不问便知。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当地「厂长兼作工会主席的现象十分普遍」[71]，导致工会名存实亡社保虚无缥缈，许多民工跟王斌余一样「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72]。北京的智囊团很清楚：假设官办工会形同虚设，「农民工就会求助于老乡会等一些非正规组织，或用非常规手段甚至极端方式维权」[73]（全总研究室主任李滨生），最终使大资产阶级难以落实对工人的组织控制与精神束缚。
　　什么是智囊们担心的「极端方式」？它主要并非舆论熟知的自残讨薪（自焚跳楼），也不等于王斌余式的个人复仇，而是目前尚未广泛出现却蕴涵着极大潜力的群众性直接行动——经济与政治罢工；占领工厂；改组旧工人机构（职代会与官方工会）与建立新组织（罢工委员会、独立工会与工人代表会），以及上述行动的跨厂跨地区联合。阶级斗争实践告诉我们，罢工运动取得初步成功后，它的后续发展规模越大，群众的自我组织程度越高，有组织工人就越容易认清自身阶级利益，他们的斗争精神也会越彻底。大规模罢工浪潮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批先进工人，以后者为基础的先锋组织与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形成，是战胜资本专政的首要条件。
　　毋庸置疑，部分庙堂谋臣急于引进成熟的国际阶级妥协制度，包括罢工合法化；他们公开请求执政集团「不能老把它（即罢工——陈泰注）提升到政治高度，它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问题」[74]（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夏积智），亦即调节劳动力价格的砝码。数不胜数的特大矿难，已把采矿工人的职业安全问题从技术领域向政治事件催化；一批清醒的改良主义者指出罢工权可使矿工「在面临事故威胁的时候，具备拒绝生产的权利」[75]（《中国劳工通讯》），减弱事态的严峻程度。但冒进改良会否救驾受挫，反成引爆社会仇恨的第一簇火星？对此，统治者实在没底儿，众多文化帮凶也提醒当局「单纯地顺从群众的要求甚至鼓动群众的欲望是不行的，这可能会把群众的情绪引向非理性」[76]（左大培），真是左右为难！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拉美病」（从社会服务极端市场化、农民破产到工人失业欠薪）症状已很明显，反过来迫使上层的调和尝试一步三回头，惟恐一步走错万劫不复。统治阶级拒绝开放任何政治自由（对工人来说，即结社罢工出版会议自由）；它的工会建设局限于「依据中国的工会法积极去找企业，同时找企业上面的党委和政府」[77]（全总宣教部副部长盛明富），否则便一筹莫展；很长时间里，它甚至不肯（或无力）定期小幅提高工业无产者的低收入（今年稍有改观[78]）。剩下能做的，只有尽量鼓励工人抗争「不冲击机关，不罢工……一切依法而言，依法而行」[79]（北京出租车司机维权分子董昕），以及招安底层自发组织的头领——在乡村「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80]（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在城市笼络民工同乡帮派头头（如义乌外来工「开化帮」代表汪升利[81]），做点小贴小补。
　　上层改良的前途究竟如何？
　　简约地说，只要无产大众不敢或不愿广泛地参与群众性抗争，劳资和谐的把戏总会有点市场；在中国的现实里，它往往只是把老板对苦力的痛殴解释为「和谐」。大规模工运的出现取决于许多诱发因素（工业危机、有产集团内斗与国际战争），但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人的觉醒速度与自我组织程度，取决于何时出现一批以阶级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先进工人。说到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王斌余事件。九月下旬他的案件进入二审，众多「刀下留人」的呼吁中，有人（比如陈兴良）主张从制度上废除死刑[82]。资本主义社会里，死刑到底对谁最有利呢？工农大众应如何看待类似立场？要澄清这些疑问，就不能回避国家的阶级属性以及死刑、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因为对国家本质的理解，是工人阶级迈向解放的关键一步。

　　无产大众与废除死刑

　　80年代以来，中国《刑法》的死刑罪名一再追加（目前达68个），可谓名副其实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政府许诺「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8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甚至声称「中国从长远来看要废除死刑」[84]（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工农是否该支持废除死刑的呼声，抑或相反？死刑、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国家是包括刑罚制度在内的有组织暴力，而法律存在的本质是保卫统治者的长远与局部利益。资产阶级法律既确认、协调有产者的利益及分配，也为如何管理工农大众及其他被压迫阶层制订规则；从根本上说，肉体消灭的威慑主要针对底层大众，尤其是反压迫斗争的领袖与骨干。1886年芝加哥秣市广场五一爆炸案的审判中，美国国家公开宣布受审的工人革命者「被挑选出来，由大陪审团仔细地挑选出来并加以判罪，正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他们和追随他们的成千上万的人犯有同样的罪。……把这些人判罪，拿他们来做榜样，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拯救了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社会」[85]（首席检查官格林奈尔对陪审团的总结发言）。这段发言，可谓道尽法律的阶级特征。120年后，当中国官方一度对王斌余案的最终处理态度暧昧时，学界帮闲立即提醒当局「要强调讲规则的意识，依法维权，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不对其判处死刑，发出的（社会）信号是很危险的」[86]（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光权）。
　　有人会问，既然死刑有震慑工农之效，为何诸多法学专家不断呼吁「尽快取消一切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尤其是那些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的死刑」[87]（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仁文），而国家至少笼统地表态赞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街头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并非有产阶级，而是包括职员阶层在内的普通民众；假设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家及其讼棍师爷总能找出一千种方法大开杀戒。就中国现实而言，政商精英（特别是民间商界）既利用国家暴力保护自己，也在积极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减少官僚或竞争对手公报私仇的机会；自由派学界主张废除死刑与减轻经济犯罪的惩戒度，均出自上述考虑。
　　那么，工农能否利用资产阶级宪政改良，保护阶级战士（比如当年的芝加哥五一烈士）免遭最严酷打击呢？当然，革命工运不放弃任何机会为自己的发展争取空间，但阶级对抗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彼此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国家圣殿里供奉的所谓「根本大法」。一旦利益需要，有产者不在乎践踏自家颁布的所有堂皇条文；「亚洲民主化潮流」头雁——菲律宾发生的一切，便是最好证明。1986年2月，资产阶级反对派侯选人阿基诺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不仅终结马科斯独裁，还诱发了历史性工运高涨。次年，民选政府正式废止死刑；与此同时，「民主化进程」的 14个月里总计51名罢工工人纠察队员遇害，比独裁时代12年内牺牲的罢工纠察队员总和还多！1988年，阿基诺总统特批将颠覆、起义和煽动暴乱列为死刑罪名。17年来，尽管菲国法庭几乎从未处决过政治犯，但大资本豢养的极右地下军杀害、绑架了数以百计的工农运动积极分子与左翼干部。在另一个废止死刑的国家——哥伦比亚，形势惊人地相似。1986年以来，总计有3600名哥国工会骨干遇害[88]，其中多数死于极右地下军枪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迷信统治者的许诺与恩赐而不立足于本阶级的自我组织，无非自讨死路。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小资社会主义对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敌方的）力量因素，需要动员有组织无产者予以对抗，仅此而已；后者视国家为超阶级社会工具，并以为阶级斗争的本质在于掌握这个‘客观工具’为无产阶级服务」[89]（卢卡奇）。卢同志的上述观察，对今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仍具现实意义。2005年的中华资本主义，正处于阶级战争的前夜；上层调和与工农反抗，民间老板的夺权野心与国际资本的介入，改良主义与工人革命之争，统统都在浮水面。也许，今天我们无法保全王斌余的生命，但无数个王斌余有可能不重复他的厄运；走阶级斗争的路，这就是结论。

3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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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rl]http://www.nxnet.net/news/timefocus/2005812104222.htm[/url] 《宁夏日报》2005年8月12日「农民工王斌余的生死挣扎」一文介绍王斌余是民工班长；不过，王的弟弟、一起打工的王斌银称哥哥是民工「小队长」而非「班长」。
[2] 同注释1
[3]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5775&ad=9/16/2005《新世纪》(9/16/2005 14:5) 陈永苗「陈永苗王斌余案评论之四：四种法治正义观」
[4]http://www.legaldaily.com.cn/bm/2005-09/20/content_196929.htm 《法制日报》陈兴良「死刑不能承受之重」
[5] [url]http://www.wyzxwyzx.com/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2[/url]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6] 2005年9月6日08:34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曹林「别人能活下去你才能活得好」
[7] [ur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14/content_3489925.htm[/url] 2005年09月14日17:05:12「新华视点：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8] 「中改院：中国已出现激烈的阶级对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　总第479期
[9] [ur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04/content_3440619.htm[/url]新华网银川９月４日电「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
[10] 同上
[11] 同注释1
[12] 同上
[13]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
[14] 同注释4
[15] 同注释1
[16]同注释4
[17]同注释2
[18]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45720&ad=5/5/2002《新世纪》「刘晓波：工潮的两面性」(5/5/2002 20:21)
[19] 同上
[20] [url]http://www.p5w.net/p5w/home/domestic/200509051060.html[/url]《财经时报》 2005年09月05日 17:37「新望：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
[21] [url]http://www.sinoliberal.net/jnliu/moral%20effect%20of%20market.htm[/url] 【多维新闻社2000年11月7日电】刘军宁「是人性堕落，还是道德进步——我看市场经济的道德后果」
[22] 同注释2
[23] 同注释3
[24] [url]http://www.gd.xinhuanet.com/zhengfu/2005-07/13/content_4629122.htm[/url] 新华网广东频道 ( 2005-07-13 10:49:12) 《深圳商报》「夏小林:追求就业质量有利社会进步」
[25]夏小林《经济增长的背后——解读浙江省的劳资关系与协调机制》（[url]http://www.ceocho.com/0501/cnt-sy02.htm[/url]《中国新时代》2005年1月号王晓玲「中国制造之困：新劳资关系难解之结」）
[26]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
[27] [url]http://www.ejiaxing.net/com/beijing/ns_detail.php?id=6343&nowmenuid=4633&cpath=&catid=0[/url] 「不发工资东莞工人哄砸工厂被判刑伸张正义北京知名律师武绍智出庭辩护」
[28] [url]http://www.eedu.org.cn/Article/Print.asp?ArticleID=4039[/url] 家园网2005-2-21「韩德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2005年第五期大学生环保组织冬季训练营文集
[29] 同注释6
[30] [ur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15/content_3495479.htm[/url] 新华网杭州９月１５日电「王斌余悲剧：农民工维权，工会不能缺位！」
[31] [url]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3/11/content_2681843.htm[/url]《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11日「政协委员对贫富差距看法不一」
[32] [url]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101/zjft/200212310635.asp[/url] 2002-12-31 10:26:03《南方周末》「康晓光：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33] 2005年9月5日《财经时报》「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论争」
[34] [url]https://66.189.137.213/dm/uggc/jjj.frpergpuvan.pbz/arjf/to/negvpyrf/4/11/20/75983.html[/url] 2004年11月20日【看中国报道】「韩东方：社会危机急速恶化需要新的制度出路」
[35] [url]http://www.wyzxwyzx.com/xuezhe/laot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7[/url] 「实质民主的前提是破除精英专制所依托的力量优势――兼谈平民阶层的组织成本困境与先锋党的历史角色」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36] [url]http://www.wyzxwyzx.com/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2[/url]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37] [url]https://66.189.137.213/dmirror/http/big5.china-labour.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4942&item%5fid=4941[/url]「工人抗争与政府的角色转变」蔡崇国 2003-01-09
[38] [url]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05922004-9-16[/url] 13:16:23 《经济观察报》「集体维权：社会利益冲突的新药方？」
[39] [url]http://www.wyzxwyzx.com/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2[/url]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40] 邓小平这样看待政治自由与吸收外资的关系：「中国不能随便允许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见1989年3月4日「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41] 2005年05月23日05:28《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23日第十四版「商务部长薄熙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42] 「薄熙来: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A380」2005年5月4日 10:01:17来源：中国新闻网
[43] [url]http://business.sohu.com/20050719/n226363226.shtml[/url] 2005年7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企业被称为国际民工利润在微笑曲线中哭泣」
[44]「薄熙来: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A380」2005年5月4日 10:01:17来源：中国新闻网
[45]2004年10月14日 13:34 《赢周刊》「《劳动法》遭遇尴尬劳资现状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46] [url]http://www.xibaipo.gov.cn/node2/node4/node6/userobject1ai291465.html[/url] 《中国青年报》「卫生部：我受职业危害者超两亿有毒企业1600万」
[47] [url]http://202.106.184.148//news/2005/2005-01-08/26/525967.shtml[/url] 中新社北京一月七日电「胡鞍钢：健康不安全对中国发展构成最大威胁」
[48] [url]http://business.sohu.com/20050719/n226363226.shtml[/url] 2005年7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企业被称为国际民工利润在微笑曲线中哭泣」
[49] [url]http://www.liuhongzhi.com/news/show_article.asp?id=00001325[/url] 2004年3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4期「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
[50] [url]http://www.bokee.com/new/display/71265.html[/url] 2005年4月29日王小东「当代青年文化及政治社会化」
[51]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
[52]格?卢卡奇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
[53] [url]http://www.liuhongzhi.com/news/show_article.asp?id=00001325[/url] 2004年3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4期「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
[54] [url]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911/05@002319.html[/url] 2005年9月11日0:23《新京报》「通过法律运行正义避免‘王斌余悲剧’」
[55] [url]http://www.liuhongzhi.com/news/show_article.asp?id=00001325[/url] 2004年3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4期「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
[56] [url]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919/10@004458.html[/url] 2005年9月19日0:44?《新京报》「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
[57] [url]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5/09/09/001114919.shtml[/url] 「四川高院院长称法院需要增强保障人权能力」
[58]见2004年10月10日肖扬在耶鲁大学的演讲（[url]http://news.sohu.com/20041012/n222444289.shtml[/url] 2004年10月12日《法制日报》「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
[59]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04/content_3440619.htm 新华网银川９月４日电「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
[60] [url]http://news.sina.com.cn/c/2005-06-09/16326894747.shtml[/url] 2005年6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没有市场伦理的自由经济是危险的」
[61]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30日第九版)「宣传思想工作要积极为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62] [url]http://www.xinhuanet.com/zhibo/050924/wz.htm[/url] 2005年9月24日新华网「‘关爱农民工’网上座谈会」
[63]蔡崇国：「波兰团结工会与当今中国劳工运动」——BBC(4/18/2005 2:7)
[64]「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见1998年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
[65]「建立随经济发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机制；逐步在企业中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规范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建立防止拖欠劳动者工资的预警机制和处罚机制；加大对弱势阶层的扶助力度；加快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url]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3/11/content_2681843.htm[/url]《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11日「政协委员对贫富差距看法不一」）
[66] [url]http://news.sohu.com/20041125/scrollnews143746642.shtml[/url] 中新网2004年11月25日电「全总副主席：把工会干部培养成协调劳动关系专家」
[67]（[url]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4-10-31/26/500535.shtml[/url] 2004年10月31日 11:19来源: 中国新闻网「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六大措施’帮助农民工入会」）。上述引文见全总2004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组建工会工作的指导意见》。
[68]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15/content_3495479.htm 新华网杭州９月１５日电「王斌余悲剧：农民工维权，工会不能缺位！」
[69]新华网北京2005年5月２６日电「我国1100多万建筑业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
[70] [url]http://news.sohu.com/20050804/n226562466.shtml[/url] 2005年8月4日《商务周刊》「工会：‘游说’并拒绝着」
[71] [url]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4-09/27/content_2014769.htm[/url] 新华网广东频道「工会为农民工维权为何难？」
[72] [ur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04/content_3440619.htm[/url] 新华网银川９月４日电「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
[73] [ur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9/15/content_3495479.htm[/url] 新华网杭州９月１５日电「王斌余悲剧：农民工维权，工会不能缺位！」
[74] [url]http://finance.sina.com.cn/cjzh/20041014/13361079663.shtml[/url] 2004年10月14日《赢周刊》「制定者表示《劳动法》有太多滞后」
[75] big5.china-labour.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64457&item%5fid=64456 《中国劳工通讯》2005年8月15日「抑制煤矿事故重在工人参与- 写在广东大兴煤矿8.7特大矿难之后」
[76] [url]http://www.wyzxwyzx.com/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2[/url]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77]http://www.xinhuanet.com/zhibo/050924/wz.htm 2005年9月24日新华网「‘关爱农民工’网上座谈会」
[78]今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农村处处长柴海山表示2004年「劳动保障部重新修订了工资要求规定，要求最低工资每两年要调整一次，根据物价的情况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指数」（见[url]http://www.xinhuanet.com/zhibo/050924/wz.htm[/url] 2005年9月24日新华网「‘关爱农民工’网上座谈会」）
[79] （《南风窗》2005年1月下半月刊　姚远　郭宇宽文）「的哥组建工会记」
[80] [url]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05922004-9-16[/url] 13:16:23 《经济观察报》「集体维权：社会利益冲突的新药方？」
[81] [url]http://www.dfdaily.com/ReadNews.asp?NewsID=341332005-3-30[/url] 8:36:19 「赵岚：‘义乌工会’是怎样‘炼成’的？」
[82]「我个人希望不判（王）死刑，甚至主张废除死刑」（见 [url]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919/10@004458.html[/url] 2005年9月19日0:44?《新京报》「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
[83] [url]http://www.lianghui.org.cn/chinese/zhuanti/2005lh/810588.htm[/url] 新华网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中国不能够取消死刑」
[84]「中国死刑存废之辩：人道主义还是杀人偿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1月24日
[85]见Albert Parsons著《Anarchism：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1987年芝加哥版，第53页）
[86] [url]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5-09/14/content_3488156.htm[/url] 2005年9月14日「该不该免王斌余一死？法学专家回应四焦点问题」
[87] 2004年6月2日13:54 《环球》杂志「中国距离废除死刑还有多远？」
[88]最新例子：哥伦比亚食品业工会SINALTRAINAL卢·罗米洛2005年9月10日被暗杀。
[89]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合法性与非法性」

勘误

Wed, 18 Jul 2007 11:00:26 GMT

我7月4日评论梁国雄被取消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文章出现了两个错误的描述，做一下更正。

第一，我提到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老托派王凡西、楼国华、向青旅居香港，影响了一大批左翼青年，其实这里面的叙述有所偏差。当时这三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元老里居住在香港的只有楼国华一人，楼国华是会计出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队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开始对一些异见的社会主义者加以镇压。1952年将左翼共产主义者——托派全部请进了监狱，1957年的“反右”斗争则打击了一大批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或者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活动分子，比如“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楼国华是托派，当他的同志们被关进毛泽东的监狱里的时候。他流亡香港，一直到1995年去世，他是新苗出版社的创始人。而王凡西和向青当时住在澳门，他们虽然不在香港，但却与吴仲贤等人有所联系。尤其是王凡西，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的那些活动分子，在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二，关于艺人徐子淇，我说她是李嘉诚的儿媳妇。这个完全搞错了，徐应该是李兆基的儿媳妇，她的丈夫是李家诚——新一代香港资产阶级中的才俊。

本来想修改一下，但既然出现了错误，就说明一下，文章还是保留原样吧，等出现错别字再行编辑。

点击率突破四位数大关

Tue, 17 Jul 2007 13:00:03 GMT

手工作坊，苦心经营，点击率上千，真是不容易啊，这年头马列的吸引力不及那些纸金醉迷的东西，当一名共产主义者不容易啊，自己对自己说一句“好自为之”吧，呵呵！

从梁国雄被取消庆典资格说起

Wed, 04 Jul 2007 07:30:23 GMT

香港回归十周年，官方大张旗鼓，国家主席和香港的政界、商界、文化界的精英齐聚一堂，搞了个“太平庆典”，又是文艺演出，又是讲话，场面煞是热闹，据说所有的香港立法委员都出席了，只有一位梁国雄先生被取消了参加庆典的资格。

这位梁国雄先生是谁呢？早年，他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向左转”，港岛上有流亡的中国托派的几位著名的理论家，王凡西、楼国华、向青等人，一大批激进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遭到诟病和诬蔑的“不断革命”论和工人民主的立场。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积极分子。

1983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宣布在1997年收回对香港的主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热衷于搞所谓的“统一战线”，不过他在香港这边搞统一战线，拉拢的都是霍英东、包玉刚、李嘉诚之类的大老板，好像香港回归就是中国共产党、英国政府和香港资本家三方之间的事情，而与香港的普通市民无关。梁国雄先生在当时的托派中都是属于很激进的，他不断地冲击新华社在香港的办公机构，表达自己对北京政府压制民主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不满。特别是1989年大陆争取民主的运动受到镇压之后，梁先生就留起了长发，并表示死难的人们如果不得到平反，他就永远把长发溜下去。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长毛”。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梁先生和他的一些同志们的定性是“极度反动”。

香港回归了。首任特区首席长官是“船王”董建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那些首长们看来，香港的资本家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虽然北京政府对于这种公开的选举心里没底，但只要认准了那些有钱的、爱祖国的企业家们一般是不会出差错的。不过，到了2004年的时候，满是富豪、有教养的人的香港立法委里面突然多出一个披着长发、不穿西装的激进分子。大概是在一大批青年包括社会底层的市民的支持下，梁国雄被选为了香港立法委的议员。

不过，大概在这个时候，他的政治立场开始有所改变，从托派分子转变成了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并和自己的同志黄毓民、陈伟业组织了社会民主阵线。当然，梁先生年轻时候的脾气并没有因为他成了资产阶级议会中的议员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席者而有所收敛。“议长”吴邦国先生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先生来的时候，“长毛”就多次公开地把矛头指向北京的权贵。他要求在香港实施普选，因为今天的香港的民主权利与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并没有明显的扩大，香港老板和自称信封列宁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结成了神圣的同盟，反对任何要求扩大民主的要求，而香港的老板在选举委员会里面却有自己的权利，他们把票都投给了北京中意的候选人。“长毛”虽然不再要求“工人民主”了，但普选的权利可是写在世界上人和地区的社会改良运动的党纲里的啊。吴邦国到香港来，首长怎们都不肯见上梁先生这些民意代表们一面，不过却到“财阀”李嘉诚那边，与李老爷和李公子相谈甚欢。“长毛”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把委员长骂了一通，搞得人家很没面子。后来，在欢迎曾副主席的晚宴上，“长毛”有跑过去大喊“口号”，搞得那些领导和来宾们很没面子。于是，这次倒好，元首来了，不能再出岔子了。干脆取消资格吧！您梁先生就别来观礼了。据梁先生自己所转述，他在六月三十日晚突然收到民政事务局职员通知，通告说他的出现「会令贵宾感到不安」，故取消对他的邀请。

自由派的《星岛日报》报道说在庆典的当天，歌舞升平，只有“长毛”在会展厅外怒烧邀请函。平心而论，无论以前的长毛“托派”分子还是今天的这位社民主义者——梁国雄议员，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上确实是有点作秀。“抬棺材示威”、“肢体语言”、“冲击共产党的香港办事处”阐明普罗大众的立场（或者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语境来说就是“人民的立场”）固然重要。但阐明只是一个态度问题，关键的出路在哪里？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提高工农大众的觉悟比这类“政治做秀”远远重要得多。但若干年来的激烈示威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香港不仅没有达到你梁先生年轻时候所向往的“工人民主”，而且连你现在所为之努力的“福利社会”也遥遥无期。今天的香港工人的生活诚然比大陆上自己的兄弟们要好，但这些微薄待遇的改善是几代香港工人和革命者靠斗争换来的。而这些微弱的民主权利只不过是大陆政治局势的风向标而已，在资本的进攻下完全有可能被撕得粉碎。官方限制香港民主权利的尝试又不是没有进行过。梁先生的举动固然让人觉得舒服、大快人心。但一时解气又能有什么用呢？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及一个无赖的地区政府，毫无作用。

但我们不支持梁先生烧“邀请函”，是不是就表明我们支持官方的这种“安全措施”呢？决不！梁先生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和谐资本政权口口声声说要尊重民主、尊重“基本法”。可是实际上呢，就为了让那些高级领导人舒服、高兴，就剥夺了梁先生作为一名资产阶级议会议员的权利。当然，对这一切做法，我们不会感到惊奇，所谓的“权利”是具有一定阶级性的。就像《物权法》只保护大资产者的财产权一样，我们知道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主具有欺骗性以及强烈的阶级性。一旦在他们限定的“民主”范围内出现了要求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工人政府主张”的强烈倾向，他们就会毫不客气的诉诸刺刀。当然，今天的香港连这种表面的假象都没有，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客们继续百折不挠地阻碍普选的实施。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执行普选，梁先生的改良主张就会得到不少香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香港就会变成一个类似瑞典性质的福利社会。无论怎样的福利怎么微薄，那些在冬日流离失所的拾荒者们要起来做人了，李嘉诚儿媳妇婚礼上少奶奶的三千万行头有不少将会被高额累进税给征走。资产阶级们感到害怕，他们浑身在颤抖。

为了保证国家主席出席“十周年”庆典的连贯性而把一个不听话的泛左翼分子关在会场外面，诚然可恶，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官僚资本政权的某种虚弱。复辟之路走过了漫长的二十多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列宁主义”的代理人，与西方的那些老谋深算的“现代奴隶主”们相比，还是属于刚刚出道的新秀。中国没有任何结社、言论和新闻自由，资本家要靠国家机器来打退工人群众的反抗、压榨工人的福利。而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西方的学长们则能够灵活地操纵选举、歪曲新闻和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将生产线转移到不平衡发展中的落后地区来对付这一系列对他们统治的潜在威胁。而在中央大员历次来港视察的过程中，梁先生所参与组织的示威中，不但反对香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且最让北京高层受不了的是他经常戳中央最忌讳的痛处。于是，就有了这次的“闭门羹”。

梁先生愤怒地谴责特区政府和他后面的支持者：“国王的新衣家喻户晓，又有谁不明白？把直话直说的小孩打入另册，扫地出门，不就是奴隶总管的天职吗？”梁先生不会不知道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立场，在这个资本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到处都是“国王的新衣”。梁先生在去年的时候公开宣布放弃那备受谴责的“极左”托洛茨基派观点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的同路人了。但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要支持他对官方的这种“阳谋”的谴责，但我们不认为靠简单的一些政治示威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如果没有觉悟的工农大众团结一致把自己组织起来，阶级斗争的高潮并没有被一系列因素点燃起来。再多的示威也只是简单的阐明某种立场的举措，更多时候这样的示威回流于作秀，而且会把千千万万个像梁国雄先生一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变成原子化的个人。他们会变成“失意政客”、“左翼学者”，或者离开运动，去忙生活。而世界依然如此，就像现在的香港一样，尽管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怀抱”，但普罗大众的生活还是同英人殖民时期，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善。当然，香港的情况只是整个大陆局势的一个风向标。香港的斗争不能脱离大陆上的斗争而孤立存在。事实上，就像这片时评中所指出的一样，如果大陆上的资本愿意的话，他完全可向现在香港市民所拥有的微薄的民主权利发起进攻。而如果大陆上的工人们能团结起来，那么猖獗的香港资本也一定会落荒而逃。当然，如果没有大陆上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各种各样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力的斗争）的推动，那么像梁先生这样的示威和抗议活动最终也会流于形式，而对于现实处境的改善毫无作用。

南海争端

Sat, 16 Jun 2007 14:33:30 GMT

两个都自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了南海上的一个小岛吵起来了。一边又说“狼子野心不死”，一边继续叫嚣“北方邻居的大国沙文主义”。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继承列宁和卢森堡的战略，决不给予资产阶级政权以任何支持，无论物质上还是舆论上的。难道要让工农们去为一个靠奴工转场、矿难事故来维持繁荣并对任何异见者加以“莫须有”罪名的政权去卖命吗？决不。

不过，大洗牌在所难免，会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叫嚷着“保卫祖国”的口号重新投入到“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派”、“官僚独裁资产阶级政权”的怀里的。

算是一个引子吧。狼崽子长大了，要“崛起”了，要去“当头”了，会有更多更激烈的斗争出现。共产主义者一定要掌好舵，算是对自己一个暗示吧。

迭戈•里维拉，安德烈•布勒东：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

Wed, 06 Jun 2007 05:04:27 GMT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今天的文明，正面临从所未有的威胁。汪达尔人（注一），带着极野蛮而相对地缺乏效果的工具，摧残了欧洲一角的古文化。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统一在其自身的历史命运之下的世界文明，正蜷伏在整个以现在科技仓库所武装起来的反动势力的打击之下。我们所联想到的不单是那越来越接近的世界大战；就算是在“和平”时期，文艺和科学的地位，也是绝对地不能忍受的。
　　只要它仍依赖个人的努力，只要它仍只能使到一些主观上的天才去创造文化的客观上的丰美，则任何哲学、社会学、科学和文艺的创举，都只能是一项宝贵的机缘的成果；那即是说，是必然性的——或多或少地自发的——表现。无论从普遍的认识（它阐释现存世界）、还是革命的认识（它——为了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需要对掌握其运动的规律有更精确的分析）的立场去看，这些创造是不能被贬低的。特别是，我们对于这些创造活动发生时智慧力的状况，是不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也不能对掌管这些智慧创造的特殊规律，毫不加以重视。
　　在当代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能够容许智慧创造的那些条件，已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破坏。从而必然产生出不单是文艺工作的越来越表面化的堕落，“文艺工作者”的人格尤其如此。希特勒的政权，当前正在扫除在其作品内对自由——无论多么表面地——有丝毫同情的所有德国作家；这已经使到那些仍然乐于执起钢笔和画笔的人，堕落成为这个政权的国内佣人的地位。他们的任务，是依照最坏的美学会议的指示去歌颂这个政权。而假如消息是可信的话，在苏联亦是如此；那里，特尔米多（注二）反动正达到高潮。
　　无需说，我们并不接受那个现正流行的口号：“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庸人们的陈腔滥调，适合于他们既保守又惧怕、臣伏于“民主”过去的残渣的胃口。真正的艺术，并不满足于将现成的模式加以改头换面，却坚持要去表达它那个时代的人类及其需要——真正的艺术是不能不革命的、是不能不鼓励对社会来一次全面而激烈的重新建设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将智慧创造从滞碍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让所有人类将自己提升到以前只有个别的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上去。我们认识到，只有一次社会革命才能为一个新的文化扫清道路。但假如我们拒绝给予现在操纵着苏联的官僚层以任何支持，那只是由于在我们心目中，它并不代表着共产主义，而是代表了它最叛卖、最危险的敌人。
　　苏联的专断政权，通过它在其它国家内所操纵着的所谓文化团体，在全世界扩散着一幕深沉的暮色，反对任何形式的精神价值。这是污秽而血腥的没落。那些以奴颜婢膝为业绩、以说谎取酬为惯例、以姑息罪恶为欢乐泉源的人，却将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者。斯大林主义官式的艺术，以一种史无例此的喧哗，反映出它们企求在自己的雇佣兵职业上涂上色彩的努力。
　　这个对文艺的原则可耻的否定——就算在奴隶国家也不敢如此实施的否定——在艺术界所引起的厌恶，应受到积极而毫不妥协的指控。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对派，是一股力量，可以用来揭露和推翻那个一方面消灭无产阶级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摧残每一项高贵情绪、甚至乎人类尊严的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惧怕艺术。它明白到，在一个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的角色，是由个人以及那些与个人相敌对的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来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只要艺术家自觉到这一点——会使到艺术家成为革命的天然的盟友。升华的过程——心理分析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参加进去，企图在完整的“自我”与它所拒斥的外在因素之间，重建破碎了的平衡。这种重建工作有利于“自我的实现”，这实现带领所有内在世界的力量，和每一个人共有的、经常都具启发性和发展着的“自我”，走向反对那个不能容忍的当前现实。个人精神所感受到的解放需要，必须沿着这个源流的自然道路，引领它与人类原始的解放需要的必然性结合。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提出关于作家的作用的观念，是值得重提的。他宣称：“作家自然必须要为生活和写作而赚钱，但他必须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为了赚钱而生活及写作……作家并不将其作品当成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在他自己和其他人心目中，他的作品绝少是一种手段，使得假如有所需要，他会为了其作品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新闻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并不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对于那些掩饰在为了国家的缘故之下，将智力活动规限在一个与其本身的目的方向不能并存、并要限制艺术的论题的人，以这项声明来反对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艺术论题的自由选择，以及消除对其探索的范围的限制——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有权去宣布这是他们的不可侵害的权利。艺术创作的领域——想像力必须摆脱任何限制，必须不被任何藉口去让它被扣以枷锁。对于那些——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劝告我们去容忍艺术从属于我们认为是基本上与艺术的本质不能并存的纪律的人，我们给予一个坦白的拒绝，而我们站在艺术的完全自由的立场上，提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
　　当然，我们认识到，当革命的国家有权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保卫自己时，甚至乎要干涉到科学和艺术的领域。但在这种被迫的和暂时的革命自卫措施，与对智力创造发号施令的虚伪之间，有着鸿沟之隔，假如，为了物质生产力的更好的发展，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权，那么，若要发展智慧性的创造，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政权。不要权威，不要独裁，不要丝毫从上而下的命令的痕迹！只有在一个友好的合作基础上，没有外来的限制，学者和艺术家们才能推进他们的任务：在以前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更深远的任务。
　　现在必须清楚，在保卫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企图鼓吹政治冷漠；我们从不希望恢复一种一般上只能为反动的极不纯洁的目的而服务的所谓纯艺术。不，我们对艺术的角色的观念，其高度令我们不能拒绝让艺术对社会的命运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在我们时代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但除非艺术家主观地吸收了革命的社会内容、除非他每一条神经都感受到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并且自由地寻求在其艺术中赋予其自身内在世界的体现，否则艺术是不能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服务的。
　　在资本主义——无论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垂死痛苦的现阶段里，艺术家看到自己受到失去生存和继续工作的权利所威胁。他看到人与人的联系的通道，已被资本主义崩溃的瓦砾所淤塞。从而自然地，他转向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并寻求摆脱自身孤立的可能性。但假如他要避免完全的消沉，他就不能够留在这些组织里，因为他没有可能在其中传递自己的讯息；亦因为这些组织以某些物质利益而要求换取堕落的奴性。他必须明白他的落脚站是其他地方，不是在那些叛卖人类及革命的道路的人之中、随之而能够在那些从而能够将革命完成、和给与人类天才的所有形式以最终自由表达的人之中。
　　这份呼吁书是要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能够重新团聚所有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更好地为革命服务，并且保卫艺术本身的自由，反对革命的篡夺者。我们相信，所有不同种类的美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倾向都能在此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只要双方都毫不妥协地摈斥由约瑟•斯大林及其心腹嘉西亚•奥利华所代表的反动警察监督精神，则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的。
　　我们知道，今天，数以万计的孤立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正散布世界，他们的声音被那些训练有素的骗子的响亮的混声大合唱所淹没。数以百计的细小地方杂志正企图将年轻的力量集结在他们周围，寻求一条新路径，而不是去作附从。每一个进步的艺术倾向都被法西斯主义当成“堕落”来毁灭。每一项自由的创作都被斯大林主义者称为“法西斯”。独立的革命艺术现在必须集结它的力量来对反动的迫害发动斗争。它必须大声宣布自身存在的权利。这种力量的团结正是我们当前认为必需成立的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的目标。
　　我们并无意思去固执于我们在这份宣言中所提出来的每一项观念，我们认为它只是新方向的第一步。我们呼吁每一个艺术的保卫者和朋友，认识到这项呼吁的需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同时向所有准备参与建立国际联会的左翼出版人，提出同样的呼吁，并且策划这个联会的任务和它的行动方法。
　　当一项初步的国际接触已通过报刊和通讯被建立起来，我们就会开始在一个适当的平面上组织地方性和全国性的会议。最后的一步将是一个世界大会的召集，将会正式地标志着国际联会的成立。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完全解放！

注一：汪达尔人（Vandals），属日耳曼民族，公元四至五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他们的进侵对欧洲的文化做成极大的摧残。故Vandal这个词，亦具有“文化、艺术摧残者”的意思。
注二：特尔米多，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

※ 本文原发表于1938年秋季《同路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署名者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是墨西哥著名画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诗人和小说家。据布勒东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以他和里维拉及托洛茨基于1938年墨西哥一次讨论结果所写成的。